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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陈广生老人!
浏览:297次    时间:2018年3月13日

     
    雷锋生前战友、著名军旅作家、《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于2018年3月9日7时17分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88岁。陈广生一生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他的离去,是雷锋事业的一大损失。在这里转载一篇缅怀陈广生老人的文章,该文由著名雷锋精神研究专家翟元斌先生撰写。


他走了,《雷锋的故事》还会不会传诵?

  陈广生老人走了。
不知道他是否留下遗言,《雷锋的故事》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珍贵的礼物。他还留有一篇文稿感言,这份感言,是陈老应邀,在我主编的《雷锋精神研究》发表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与时代交谈的人生告白。
  陈老在感言开篇论述雷锋人生价值时,引用了一段名句.“记得一位著名作家说过:‘生,使一切的人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今天当我们点上一炷香,祭奠陈老纯净的灵魂时,心头依然涌出这样的名句。学习雷锋,首先要了解雷锋。人们对雷锋的认知,大概离不开三个途径,一是一部《雷锋日记》;一是一本《雷锋的故事》;再就是雷锋留下的许许多多照片。如果说一部雷锋日记,打开了雷锋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触摸到雷锋的心跳。一本《雷锋的故事》揭示了雷锋的成长轨迹,使我们感知雷锋的平凡伟大。那么,一张张雷锋的照片展示了雷锋的青春风采,让我们懂得一个鲜活的生命何以由22岁达至永恒。
  无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还是这个民族的英雄,都需要记录。只有记录下来才不会忘记。《雷锋的故事》是记录雷锋成长轨迹与线索的第一书!陈广生倾注对年轻战友雷锋全部感情写下的一行行文字,都含有难以估量的信息和意蕴,似乎永远说不完、道不尽。
因为热衷于雷锋精神理论研究的缘故,很早就熟知陈广生的名字,然而,见到陈老,却是很多年后我担纲抚顺雷锋纪念馆雷锋事迹陈列展览大纲撰稿,到陈老家的一次请教。陈老是一个很平和,很坦诚的人。他对雷锋的理解,远比当年写下的《雷锋的故事》更为丰满、立体、全视野。



  由于谈的很投机,陈老兴奋地拿出他珍藏的历史老照片,如数家珍般的给我们讲述,一幅幅照片背后他与雷锋的故事。忽然,我看到一幅从未见到的雷锋照片,就问陈老这是怎么回事?陈老凭着记忆,给我们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雷锋故事。我恳求陈老,雷锋纪念馆正在进行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改扩建,急需补充一些文物珍品,能不能把这张珍贵的,尚未公开发表的雷锋照片赠送给雷锋纪念馆。陈老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和我同行的雷锋纪念馆张淑芬馆长兴奋地脸上泛着光。当时堵着雷锋纪念馆改扩建指挥部大门猎取“新闻头条”的辽沈晚报记者于欣,还专门发了篇消息,《雷锋绝版生活照亮相 灿烂笑容尽显青春活力》2002年12月23日 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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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抚顺消息(特派抚顺记者于欣) 雷锋身穿军用工装,肩扛锄头,仿佛正迎着朝阳走向田间。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近处还有一棵挺拔的白杨树直指云天。雷锋灿烂的笑容,挺拔的身躯,洋溢着青春活力,这是一张雷锋生前的生活照,从未被发现过,如今一个偶然的机会,照片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据雷锋精神研究专家翟元斌介绍,这张照片当属雷锋遗物中的珍品。这是一张极为珍贵的原版照片,虽然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照片却依然保存完好,只不过稍微呈现一些黄色。照片是照相馆照相师的作品,虽说是黑白照片,却也经过了一翻艺术加工:下半部的空白处加印了当年流行的北京北海公园白塔的风景。
  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多次采访过雷锋的著名军旅作家陈广生在自己的藏品中发现了这张照片。据陈广生推测:1962年春,雷锋曾单独带领一个加强班驻扎在铁岭山区下石碑村执行运输任务。在下石碑村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雷锋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劳动,这张照片很可能是这个时候拍摄的。
  在中国,雷锋的音容笑貌被人们所熟知,主要是通过照片、影视等等途径。雷锋一生中留下许多照片,但像这张真正表现他个人生活的生活照,留下来的并不多。所以,这张雷锋肩扛锄头的照片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2001年,雷锋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结束,抚顺市委为了落实雷锋纪念馆改扩建工程的一项既定决策,打造全国雷锋精神研究基地,着手创建雷锋精神研究所。受组织信任,我负责研究所的组建筹备工作。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建之初,做了两项基础性的工作。一项是创办了      《雷锋精神研究》杂志。一项是创建“雷锋讲坛”。
  《雷锋精神研究》创刊号上,特邀陈广生老师为我们写了一篇几乎是他人生告白似的文章《我的雷锋情结》。过了不久,编辑部邀请著名军旅作家胡世宗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陈广生》,这是全国第一篇记述陈广生人生历程的文章。
  “雷锋讲坛”开坛首讲,策划的题目是《雷锋的生命密码》,首讲人请的就是陈广生老师。陈老说,你这个题目起的挺好,很有新意,符合现代传播语言。遗憾的是讲坛临近启动时,陈老就生病了。没有办法,只好另外请了一位嘉宾,改换另外一个题目。 

 



  “雷锋讲坛”办了20多期,许多雷锋精神研究者、传播者、践行者,都到这个讲坛发声。讲坛还在大连、山东黄海学院开设了分坛,新华社专门发稿给予褒奖。可惜,陈广生老人由于健康的原因,一直未能完成他的首讲《雷锋的生命密码》。

  人总会老去,再绿的叶子也会发黄飘零。时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互动中,是否挥霍了彼此的岁月,是否成就了彼此的人生。
  人们可能会想,是通过雷锋认识了陈广生,还是通过陈广生认识了雷锋?
  其实这并不重要,你只要记住,陈广生走了,《雷锋的故事》依然传诵。 

 

年轻时的陈广生

 
陈广生与战友在一起(左一为陈广生)
 

陈广生著《雷锋的故事》手稿
 

陈广生著《雷锋的故事》最初的雏形。

最高的奖赏



附文:

我的雷锋情结
陈广生 
    

  记得一位著名作家说过:“生,使一切的人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雷锋,这位真正为国分忧的爱国者,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虽然他只活了22岁,他的死也并没有英勇悲壮的动人场面,然而,他的精神品德却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激荡在当代中国不断变革的社会潮流中,并将永久延续于无尽的后世。 
  我很幸运,年轻的时候结识雷锋。我和雷锋生前身后四十多年战友情结,伴随着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越来越深,越来越无法割舍。可以说雷锋一直活在我的笔下,活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活在我的心中。 
  从20世纪60年代初,遇雷锋、爱雷锋、写雷锋、讲雷锋、学雷锋,几乎成了我后半生全部生活的主要内容。记得是1960年4月上旬,雷锋从我负责组织的战士业余演出队由营口移防到抚顺,分配到运输连当汽车兵。半年后,雷锋成了连队一名出色的士兵。在我国经济生活特别困难的背景下,有关他为国分忧、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事迹不断反映到机关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团政委韩万金要求政治处派人去深入了解,写成材料报告党委。我主动请求和宣传股长一道承担这个任务。期间,在连队开几次座谈会,我还和雷锋有过无数次面对面地促膝长谈。除为党委写成《雷锋同志事迹报告》外,我利用业余时间终于草成一篇状写雷锋的长篇报告文学《向阳坡上长劲苗》。 
  “向阳坡,顾名思义,就是向着太阳一面的高坡地,每当冬去春来的时候,我们迎着料峭的春风,踏着将要融化的残雪,走向任何一处高坡地,都会惊奇的发现春天的萌芽——嫩绿的小草小苗已经顽强地钻出地面,不怕残存的雪,不怕逆向的风,昂首向着灿烂的阳光一天天茁壮成长……”  (摘自原稿题记)这部报告文学反映了我当初对雷锋的基本认识,这也是我为雷锋写的第一部作品。 
  1962年8月上旬,我到营口留守处集中精力补充修改这部作品。15日下午,突然接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话:雷锋同志因公牺牲!     
  我当即赶回了抚顺,含泪参与了雷锋的治丧活动。在抚顺葛布烈士陵园安葬了雷锋遗体后,我奉命负责整理雷锋遗物,筹备雷锋事迹展。这时,我有幸拜读了雷锋全部日记手稿,并根据日记相关内容把《向阳坡上长劲苗》改写成《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抚顺日报》上连载达25天之久。随后,又应约连续写了几篇通讯,如《解放军报》上发表《伟大的战士》;  《中国青年》杂志二、三月份合刊上登载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以及军区《前进报》、《辽宁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永生的战士》等。毛泽东同志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是为《中国青年》二、三月份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 
  在全国全军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中,我面临两本书的写作任务: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写的《雷锋的故事》;一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写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两本书都要求4月份出版,时间非常紧。我和沈阳军区创作组长崔家骏,依据《抚顺日报》连载的报告文学,在沈阳夜以继日草成第一本书后,立即只身去北京编写第二本。两本书都按时出版了。 
  为了写好雷锋,保证雷锋史实的真实性,从1963年到2003年的40年问,我曾十多次到雷锋的家乡,多次到雷锋曾经工作过鞍山和弓长岭矿山,深入了解、核实,感悟雷锋在家乡起步、在鞍钢淬火、在部队里闪光的成长历程。我一直把深入采访、收集、挖掘、考证雷锋成长的史实,当作历史赋予我的特殊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曾专门写过一篇《雷锋史实不能编造》的文章,指出写真人真事,最忌讳失实,也最容易失实,真正做到实话实说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最初写雷锋童年时,由于来不及深入采访,仅凭雷锋的记忆写,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对童年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忆不够准确,因此写入文章的个别情节出现了与事实不符之处,此事曾引起一些反映。后来,经进一步调查,弄清这些细节的真实情况。才修正了文中的错误。我在这里反思此事,是想总结教训,说明写雷锋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约我按雷锋生平顺序编写的《雷锋传》,就是在这样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完成的。那一年,我还为这家出版社新编了一本《雷锋日记诗文选》。那时,先后发表的《雷锋轶事》、《留在照片上的微笑》、《难忘的红花草》、《雷锋的“姐姐”》、《雷锋的母亲》等散文、报告文学,都是深入生活的收获,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1989年,辽宁少儿出版社恳切要求我,再为孩子们写一本有关雷锋的书,我带疾伏案半年,终于完成了一本采访纪实和回忆录式的新书《我们的朋友雷锋》,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如今,我已离休十多年了,没想到在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40周年前后。我又应邀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上海大学出版社约写的《雷锋在我心中》;一本是北京京华出版社约写的《雷锋评传》(与人合作)。除了写还得讲。离休后已应邀在全国各地作雷锋事迹报告数百场,多次应邀在电台、电视台播讲雷锋。最令人意外又感动的是,2005年3月,香港凤凰电视台北京会馆的编导们不仅到我家来采访录制有关雷锋的生平事迹,还邀我专程去北京录制了一档凤凰卫视名牌栏目“鲁豫有约”的谈话节目,侧重谈雷锋生活、性格、情感的趣事,颇有新意。据说,这期“鲁豫有约”是专为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华人同胞录制的。我为此深受感动。 
  我的雷锋情结是同我的思想、生活、工作、学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雷锋在我心中的故事逐渐积累,越来越多,就像社会积累物质财富一样,也是越积越富足。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有益于人,雷锋精神财富的积累也会有益于人。人们积累物质财富,是为了过上好日子;积累精神财富,则有助于人们把日子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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